慕容雪村: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是种智力低下的表现

慕容雪村
慕容

/主持人:转载

神州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做恶。

应该指出的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她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

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请告诉我们,你会变成一个齿轮?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

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我觉得,她一定还有更严厉的质问没有说出口: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瞧,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

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做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

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如果你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做恶,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

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

而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集体过错理论”,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

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她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神州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但我认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至少也是糊涂,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

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考公务员,我相信,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

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

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

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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