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债主”章士钊劝杜月笙回大陆

章士钊劝杜月笙回大陆未果,为什么?
劝杜月笙回大陆未果,为什么?

记者/主持人:转载

杜月笙中国“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他出身贫民窟却又成为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他曾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但在1949年,杜月笙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而是选择了香港。

一九四九年,陈毅成为上海市长,上任以后第一件事,便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上海耆绅、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

但是五大亨并无只字片语答复。陈毅“派”徐采丞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的地位与关系,专程跑香港迎迓杜、陈、李、宋、钱五大亨返沪。徐采丞抵达以后,留在香港,也不再回到黄浦滩。

共产党亟需杜月笙重返上海,于是,他们派出了杜月笙的老友章士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章士钊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南下去了上海,没有人聘他做教授。他挂牌(律师),没有生意,非常冷落。这个时候杜月笙施予援手,聘他为私人律师。日本全面侵华后,又是在杜月笙派人保护下,章士钊去了重庆。所以两人也算故旧之交。

章士钊“衔命而来”,力图“立功、报效”,他深知心目中主要目标何在,因此集中全力,先解决杜月笙的问题。到香港后,他便不时出入坚尼地台杜公馆,有时直趋病榻之侧,和杜月笙接席密谈,他分析天下大势,国际动向,尤其对他的同乡后辈毛泽东歌功颂德,捧得肉麻之至。

当章士钊滔滔不绝,盛赞毛泽东是如何的尊老敬贤,求才若渴时,杜月笙用非常关怀的口吻问道:“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吗?”怔了一怔,章士钊方答:“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这个——”顿了一顿,章士钊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诚然,共产党统治下是用不着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杜月笙不等章士钊把话说完,便问:“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也不容许,”章士钊被杜月笙逼得太紧,唯有直话直说。接下去他却又得意起来:“不过,毛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有他负责。有了毛主席的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那还用得着担心么?”

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语,一叠声地说:“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章士钊听后,顿即面红耳热,嗫嗫嚅嚅地支吾了几句,第一次长谈,自此草草结束。

然而章士钊使命在身,他不能死心也无法死心。章士钊不断地往杜公馆跑,就无法避免和国民党的要人劈面相逢。

头一回是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吴开先。晚饭过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吴开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江夜景。章士钊重弹旧调,称夸毛泽东何等的礼贤下士,奖掖人才,他口口声声地保证,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去,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杜月笙。

吴开先在一旁听得忍无可忍:“章先生,你在骗什么人呢?我从民国十六清党之役算起,跟共产党交手了二十多年,共产党的真面目,难道我还不认得?老实不客气说,就讲有关共产党理论的书籍,只怕我也要比章先生多看两本。”

开先打个哈哈,再调侃地追问:“章先生,此地此刻只有你、我和杜先生。章先生你的这一套,究竟要骗我呢,还是要骗杜先生?”

渐渐地,杜月笙开始反转来劝章士钊。他劝章士钊到台湾去,或者远走高飞。他甚至于极其诚恳地对章士钊说,如果章先生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羁绊,无论是到台湾或者到外国,行程和安全问题,杜某人可以拍胸脯包管解决。

因为杜月笙早已获知,共产党放章士钊出来办事的同时,即已在他身边布置了监视人员,除开上杜公馆,章士钊一直在监视之下。

恰此时,毛泽东在喊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号。那日在坚尼地台杜公馆,章士钊说民主与专政根本上是两极端之事,毛主席焉可混为一谈?王新衡于是便正告章士钊说:“章先生,我是到过俄国的,我懂得这就是列宁的基本理论,共产党所极力提倡的正是这个。他们跟英美国家不一样,‘民主’和‘独裁’在共产党是二者为一,混淆不清的。你莫听他们口口声声地喊‘民主’,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而非‘独裁’!”

杜月笙便劝章士钊“倒向苏俄不如倒向英国”,何不就在香港住下,不要再去上共产党毛泽东的当了。章士钊听后默然。

一日,章士钊刚派佣人出去买,他正一人在家等候,监视人员推门进来,请他即刻登车回大陆。章士钊要求等佣人回来,作一交代,但是不准,章士钊又说要去楼上向某人辞个行,对方还是拒绝。于是,章士钊自此不告而别,他等于是给架走的。

【补充阅读】有关章士钊是毛泽东的“债主”一事

毛泽东从章士钊那里获得两万大洋的事情,现存的各种毛泽东传记罕有记载。甚至是中共中央文献室编纂的、当今大陆最具权威性的《毛泽东传》对此段历史亦付之阙如,毛泽东一生显然对此事讳莫如深。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2002年6月首次公开披露了这段珍贵的历史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一生中最神秘的经历的关注。学者钱文军以大量而详实的史料为依据令人信服地证明,毛泽东并没有将此巨款用于他所谓的革命事业,多篇文章提及毛泽东利用这笔巨款办了若干个工厂。从侥幸存留于世的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上可以发现,毛泽东家确实拥有一个织布厂,只是具体不详。这家织布厂在毛泽东父亲在世之时并不存在,显然是由毛泽东亲自创建。

至于毛泽东如何把这笔原本用于资助湖南学生勤工俭学的巨款变成其私人财富,学者陈小雅的著作《毛泽东的“第一桶金”》在一个全景式的历史画面中给读者复原了整个事件的基本轮廓。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至少贪匿了一万大洋(这笔钱在北京当时可以买座贝勒府)。而且为了贪匿这笔巨款,毛泽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其中令人震惊的是当年陪同毛泽东面见章士钊的青年才俊彭璜、也是两万大洋的唯一见证人几个月后竟然“精神失常”,被毛泽东和另一位同学送进医院后,于次日失踪、下落不明。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为一段迷案。正如陈小雅所说:一个正常的彭璜是不会去自杀的;而一个神经错乱的“自杀者”又不会藏匿自己的尸体。以彭璜的知名度,以及当时新闻的活跃程度,彭璜的尸体一旦被发现,一定会立即见诸报端,“下落不明”一事的确令人费解。

—— 摘自余不洁的《毛泽东亲手杀过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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